【主人公为周真国同志，全文以第一人称记述】

我小时候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长大后能穿上那套帅气的绿色军装。

初中时，我写了篇题为《我梦想成为军人》的作文，没想到竟然拿到了地区比赛的第一名。

1989年夏天7月份，我完成了贵州安顺师范学校的学业，然后就回到了我打小上学的地方，打鼓小学，开始当起了老师。

那时候，我没能当上兵，心里确实挺失落的，不过对当老师这事儿，我倒也没反感。我心想，既然已经站到了讲台上，那就得好好干，做出点成绩来。

第二年，我负责的那个毕业班，成绩好得破了学校的纪录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教书这行当，不过，心里头对军营的那份憧憬，还是一点没少。

1990年10月份，我翻着课本，里头讲的都是军队的事儿，配有好多图片。我当时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再也憋不住了。

然后，我就做了个让全家人都觉得我肯定是脑子坏掉的决定，那就是去参军。

那天，我悄悄溜去人武部报了名，还参加了体检。后来，入伍通知书直接送到了家里，家里人一看，都纷纷数落我，说我怎么这么糊涂，有份安稳工作不要，偏要去当兵。

尽管如此，我爸妈最后还是没能说服我，只好依了我。

我牢牢记着，爸妈送我到车站，那时候他们眼里全是泪水，湿漉漉的。

我真是走运，作为一个刚入伍的“菜鸟”，居然能来到老山脚下的八里河东山，加入那个得过“钢七连”荣誉的英雄部队。

我个子比较矮，身体也不太好，在新兵摸底测试那会儿，单杠勉强能拉一个，双杠则是一个都上不去，5公里的越野跑，我才跑到一半就累得不行，直接趴地上了。

刚到部队那会儿，我满心想着要大干一场，做出点成绩来。可没想到，一开始就出师不利，搞得挺糟糕的。

但是，我明白，训练场就是战士的真正试炼地。想要在军营里站稳脚跟，就得在训练场上拿出让人满意的成绩。

以后，每当我练习一个新动作，我都会主动找班长，诚恳地问他该怎么做。

我每天都会比别的新兵早起半个小时，赶紧忙活起来。晚上呢，我会在睡觉前一个小时多吃点儿，然后加练一下。

经过不断努力和拼命练习，新兵集训的最后考试，我竟然考了585分的高分，成了第一名。

下连队以后，我一边慢慢增加训练强度，一边还得挤时间出来看书，写写自己的感受和领悟。

1991年那会儿，我作为连里唯一一个新兵去参加团里搞的军事技能大比拼。在各个比赛环节里，我都拼尽全力，成绩都挺不错的，算是给咱连队长了脸。

就这么着，参军才短短八个月，我就被火速提拔成了班长。

我呆的那个七连，给周边的少数民族村子建了个临时小学，离中越边界特别近，就200多米远。

虽然炮火摧毁了六顶帐篷，不得不搬了六次家，但山里头，孩子们的读书声还是响个不停，跟那轰隆隆的枪炮声混在一起，在山间飘荡。

连队在挑选老师的时候，因为我各方面都干得很棒，再加上我以前教过书，有经验，所以就很顺利地成了他们的第一选择。

晚上，领导找我谈话，告诉我组织的安排，我当时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

我之前琢磨着，凭我这身手，以后进军校那肯定是手拿把攥的事儿。不过呢，要是接了手那个“帐篷小学”，恐怕就得跟我当军官的梦想说拜拜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整整一夜都没合上眼。

我琢磨了好久，说到底就一件事，我当初为啥想当兵呢？到了第二天，我就直接去找连队的党支部，交上了我的保证书。

我打算拿自己这不长的当兵日子，去点亮边疆孩子们心中的希望之光。

接下了那个“帐篷小学”后，发现里面只有21个小朋友。我就琢磨着，咋样才能让更多的小孩，都能享受到知识的光芒呢。

我顶着风雨，开始走街串巷，跟现在那位女校校长张桂梅一样忙活。

我费了好大劲劝说当地的乡亲们，让他们把孩子送去读书。

走访了一个月，确实挺不容易的，但感觉特别值。现在学生人数已经涨到了60多个了。

为了帮家长们省心，我把学杂费降到了最低，而且还经常用自己的补贴去买教学材料。那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学生，我也会帮忙交学费，给他们添置文具啥的。

1999年1月份，我拿到了“国际青少年反贫困奖”，奖金一共有1000元，我全都拿出来帮助那些家里穷上不起学的孩子了。

这八年多时间里，我陆陆续续拿出了快2000块钱，帮那些家里穷的孩子交学费，保证了没有一个学生因为掏不起学费而没法继续上学。

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老山这块地界上忙活着，从没觉得累。“流动课堂”渐渐地有了名气，我又是校长又是教书先生。

我记得，自己一直在不停地忙活，忙到连一个完整的回家探亲假期都没捞着。就连回去结婚，也是火急火燎地三天就办妥了。

为了把课上得更好，我自己掏钱买了好多教学资料和书本，还老给老家那些做老师的同学写信，一起聊聊怎么教书，这样一步步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。

快到老兵退伍那会儿，家里人都特别希望我能够回去，大家聚一聚。但每次吧，我都没能让他们如愿。

1995年的时候，我已经在部队里多待了两年，按规矩得退役回家了。

当我快要结束兵役的消息传开后，村里那些实在的乡亲们成群结队地来到部队，一遍遍恳请我别离开。

几个村子的头头一块儿给部队的头儿写了封信，还叫上村民们一块儿在信上摁了手印。那里面有个七十多岁的杨奶奶，她一手拉着才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孙子，站到部队领导面前，眼泪哗哗地流：“周老师可不能走啊，咱孩子们离不开他呀！”

瞧到这幕情景，我忍不住眼泪直流。

1996年新学期，环境真的挺差的，导致没有老师愿意来。没办法，我就只好去求在贵州平坝县教书的老婆，让她来帮帮忙，一起教学。

我老婆特别明事理，她那边的工作不干了，直接搬到了老山脚下的芭蕉坪这儿来。

1997年4月份的一天夜里，我老婆早产了，但那时候大半夜的，周围压根没医院。我一着急，就照着《妇产科学》那本书上的步骤，自己动手给老婆接生了孩子。等孩子一落地，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儿，叫“周篷生”。

老婆生完孩子后得住医院，可我因为教书的工作实在太忙，没法去医院陪她。

老婆没怪我，就简单说了句：“我明白，学生们需要你。”

努力终究会有回报。那所在战争年代，临时搭建起来的“帆布小学”，如今学生的入学和升学情况是一年比一年好。

之后，“简易帐篷学校”有了大变化，啥设施都配全了，引得好多县城的老师都主动过来教书。

同时，我也得到了好多称赞和各种奖项。

看到这些成果，我心里明白得很，绝对不能对自己松懈，干工作得认认真真，一点马虎都不能有。

最后，我当军官的梦想真的成真了。因为表现优秀，我被挑中去军区参加干部培训班的学习。

后来，我逐渐成长为一名令人自豪的解放军实习军官！

记者问我，当上了军官，我是想在科技练兵的大舞台上大展拳脚呢，还是说想回到那个“帐篷小学”，继续去教书带孩子？

我这样说：“部队哪里需要我，我就往哪儿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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